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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法制日报  作者：余东明 王志敏

上海的地理区位和经济地位决定了其在“一带一路”上的龙头地位。近年来，上海推出一系列措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好桥头堡的作用。上海律师就是其中一支生力军，他们怀揣着梦想，披荆斩棘、屡建奇功，一大批中青年律师得到锻炼和成长，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国际朋友圈。

然而，在实践中他们面临这样那样的困惑，遭遇各色各样的难题，承担着形形色色的风险。11月18日，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律协等单位联合主办第九届陆家嘴法治论坛，届时一大批律师、学者、商业人士，聚焦“一带一路”和法律服务国际化议题，传道解惑。

近日，《法制日报》记者以此为契机，深入多个律所，实地采访这群活跃在一带一路上的上海律师，感受他们的酸甜苦辣。

近日，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举办了首届“融孚法律论坛”，主题是“一带一路”跨境投融资法律服务，并为此专门成立了融孚“一带一路”跨境投融资法律服务研究中心。据悉，此举是近年来上海律师探索海外并购相关法律业务，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缩影。

“自从我国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进行国际投资、并购，而与中国企业一起活跃在‘一带一路’上的，还有律师。”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俞卫锋表示,“上海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者，上海律师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起步早、进步快，积极承担着自己的责任，努力协助中国企业开拓境外市场、发展国际业务。”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直接投资148.2亿美元，占全球投资总额的12.6%；2016年，沿线投资国家增加到53个，但投资额度却减少到了145.3亿美元，比例下降到8.5%；而今年前三季度，沿线投资国家增加到了57个国家，投资总额达96亿美元，占全球投资总额的12.3%。

从相关数据看，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额度升降幅度不大，这跟企业在国外投资、并购存在较大风险，尤其是法律风险有直接关系。

“在参与国际并购中，中国企业面临着众多困难，尤其是法律上的难题。”融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倪建林是我国最早接触海外并购业务的律师之一，他深有感触地说，“律师如果不能给他们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这将严重阻碍海外并购业务的拓展，甚至会造成巨大损失。”

去年年底，中国某企业准备收购“一带一路”沿线某国的一家光伏电站，但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没有达成统一协议，原因就是其中巨大的法律风险。

“在这个案子中，对方公司对交易文件一改再改，商业信用不太好，再加上资金短缺、政策不稳定等因素，使得项目久久不能落定。”倪建林说。

为了帮客户减少风险和阻力，倪建林按照国际通用做法，建议客户跟对方公司在新加坡成立一家合资公司，由新加坡公司来实施购买。

“因为目标国和新加坡之间有《商标投资协议》，对方比较信任新加坡，如果出现纠纷由新加坡公司出面打官司会比较顺畅。”倪建林解释，像这种借助第三方公司规避风险是国际并购较为常用的措施。

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目标地国的法律限制，以及当地政策政局不稳定、文化宗教差异等原因，企业在进行国际并购时往往面临各种风险,导致一些国际并购项目以夭折和失败告终，当面对这些不利于中国企业的情形时，考验的就是中国律师的能力。

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虽然变化不大，但国际并购的法律服务需求却逐年增长，参与国家主体也越来越多。上海律师的相关业务量也随之不断增加。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通过梳理了近年来的业务后发现，国际并购业务还存在“体量差异大、行业跨度大”的特点。

“体量差异主要体现在交易量上，有的项目交易量非常大，有的却非常小。同时又涉及不同行业，诸如能源类、工程类、房产类等等，行业跨度巨大。”锦天城律师朱林海告诉记者，“这对我们律师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和新挑战”。

另外，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适用英美法系，而我国适用的大陆法系，这又成了律师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涉及并购项目时，一般要求中国律师和目标国律师都要在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当然希望中国律师起主导作用，来主导整个交易架构，包括交易文件的谈判，尽量为客户争取主动。”朱林海说，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不但要给中国企业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还要把法律风险降到最低。因此，我们必须要清楚客户的商业背景、战略规划，帮助他们通过法律手段实现法律规划。同时，律师对自己的定位也要清晰，我们不是代替客户做决策的，而是给客户提供建议和提醒。”上海律协副会长吕琰认为，一个好的律师是全面尽责的，也是能够与国外同行、其他机构进行良好合作的。

吕琰还认为，中国律师需要打造好国际朋友圈，既要有本国同行，也要有目标国专业律师，这样才能实现资源共享、合作共赢。

编辑：韩成娟